当前,国内外地下经济组织、敌对势力通过组织、策划黄色淫秽、封建迷信、非法政治性出版物,已成为出版物市场“扫黄”“打非”工作的新动向、新问题。准确地把握出版物市场的脉搏,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加以解决,已成为治理非法出版物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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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出版物存在的主要原因
——思想认识上的偏差。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种矛盾互相交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部分人在这些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面前,对社会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和重大事件的关注带着批判的态度和怀疑的眼光,模糊了认识事物的政治界限、是非界限,难以抵御有害信息的诱惑,甚至认为谁知道“马路消息”越多越有见识、谁知道“内幕消息”越多越有能耐、谁知道“高层动向”越多越有来头,将一些小道消息“以讹传讹、以诈传诈”,使得流言蜚语四处扩散蔓延。
——管理机制上的障碍。从行政管理看,出版物要经过制版、印刷(制)、出版、发行、运输、销售、网络传播等诸多环节;出版物的管理涉及到文化、新闻出版、公安、工商、信息产业、邮政、交通、民航、海关、城市管理、教育等部门及部门的纵横衔接。一方面,出版物市场管理主体多元并存、管理职能时有交叉,容易造成部门“打架”。比如,一些基层新闻出版管理仅仅作为文化部门的一个业务科(股)室,人员、机构、经费、执法力度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另一方面,一些部门受利益的驱动,往往出现“无利推、有利追”的现象,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管理力度也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一旦某个环节衔接不到位、不及时就会出现管理脱节的局面。从行业管理看,有些音像、印刷、出版、网络行业协会没有充分发挥起行业指导、协调、服务、监督的职能,没有充分起到规范经营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作用;同时,有的行业或企业配合有关职能部门打假的力度不够。从技术管理看,国家、行业或企业应用防伪技术少,对电子出版物、网络有害信息的封堵、过滤、监控技术少,防假书号、刊号、版号的国家强制识别标记还没有。同时,防伪知识宣传少,一部分人不了解什么是“盗版”,相当一部分人无法辨别代表书号、刊号的代号(条码)的真假,甚至连有关部门的执法人员也不知道如何鉴别盗版。
——立法立规上的滞后。一方面,互联网出版物的管理、互联网信息内容的监控、网络广告的监测、声讯服务和手机短信有害信息的强制过滤等还缺少法律依据。另一方面,部门之间执法尺度不一,尚有管理职能、职责、手段上的空白,这就使执法力度大打折扣。同时,信息产业部门有管理传播电子出版物的职能,但是没有管理的条件;城市管理部门有管理游商兜售非法出版物的条件,但没有管理出版物的职能。
——市场占有的不足。从出版物市场看,大多数出版单位选题过窄,某些话题过多过滥,而比较敏感的话题如对社会问题的正面剖析少,对经济问题的深层次报道少,对重大事件的报道欠客观、不全面、有的甚至千篇一律,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而非法出版物利用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情感宣泄、对重大事件的知情欲望、对伪科学缺乏辨别能力等因素,以社会问题追踪、新闻内幕、教义宣传,甚至教辅料等较为隐蔽的形式出现,既钻了正面宣传留下的空子,还迎合了一些人的心理需求;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非法的本质,使善良的人们无法辨别其真伪,混淆了视听。从其他文化市场看,随着电视、家庭影院、互联网的普及,广播、电影、图书馆等文化资源备受冷落;而另一方面,乡村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尚未形成气候。这样,青少年文化消费集中于网络消费,中老年文化消费出现空档、断层,也为非法出版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治理非法出版物的对策
——提高认识,增强政治敏锐感和政治鉴别力。行动上的盲目,源于理论上的模糊。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要加强信念教育、理论教育,组织群众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其科学体系,用科学的理论,消除西方文化和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辩证地认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去认清事物的政治界限、是非界限,加强法制观念,增强政治敏锐感和政治鉴别力,做到不信谣、不传谣,自觉抵制非法出版物的流通和传播。
——建章立制,实现职能到位。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针对目前出版物市场立法的滞后带来的是无法可依、执法手段落后的窘况,建议全国人大加大出版物市场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比较全面、系统、完备的出版法,理顺管理体制,明确部门的管理职能、职责、手段和工作规范;提高市场准入的门槛,完善市场退出制度;加强部门协作,实现齐抓共管、群防群治,使出版物市场管理朝法制化方向迈进。
——改善管理,规范市场行为。从行政管理看,有关部门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认清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找准新时期文化工作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合点和着力点,着力解决出版物市场管理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增强管理方式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改进执法手段,提高科技管理含量,运用科学仪器检测盗版、运用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封堵或监控电子出版物;加大执法力度,对重点地区(如沿边沿海地区、城市公共场所、旅游景点、网站网吧、学校周边)、重点环节(如铁路运输、邮政投递、地下发行网络)、重点部位(如海关口岸、印制复制企业)保持高压态势,实施重点突破,重拳出击。从行业自律作用看,音像、印刷、出版、网络行业协会要通过制定行业规章制度,发挥行业指导、协调、服务、监督的职能,如制定职业道德规范、自律规则,并对违反规则的会员给予批评、内部通报、公开曝光、行业封杀(抵制)、提请行政主管部门取消经营资格等处罚,从而规范行业经营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同时,加大对防伪知识的宣传、普及,提高消费者的防范能力。从技术管理层次上看,国家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出版物实施商标注册、出版书刊号实施强制识别标记。行业或企业要创造条件,积极应用防伪技术,增强防伪能力。
——培育市场,提高正面宣传的市场占有率。舆论导向上,出版单位和其他文化市场主体要强化和坚持政治意识和阵地意识,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市场建设上,整合现有的市场资源,做到市场规划科学化、结构合理化、形式多样化,要大力培育社区文化特别是社区出版物市场,填补文化消费空白,提高市场的有效性。网络体系上,引入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改变现有的单一发行渠道,减少垄断产生的不利因素。宣传内容上,对青少年的性知识教育问题,要做到正面宣传引导;对青少年性犯罪及整治色情场所的宣传应从严控制,避免负面影响。对人民群众关心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敏感问题,既要客观报道,又要做好宣传引导;既要指出问题产生的根源,又要宣传政府对待问题的态度、采取的措施及效果;既要揭露非法出版物的本质、危害,又要针对非法出版物对某些问题的宣传进行正面宣传和针锋相对的批驳。进而,提高文化市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实践“三个代表”、促进“两个文明”、有效治理非法出版物的目的。(中国新闻出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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