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区域里有“两宜”，一个是宜居，一个是宜资，适合居住，适合投资。
——所以我们不走自主创新，让别人来占领我们的市场，这是我们脑子进水了。反过来，现在国际产业的梯度转移，有大量的国际化的公司，有大量的国际化的项目在我们国家转型。因为国际产业的转移总是从高的成本去向低的成本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企业面对大量涌入的美元、欧元，如果我们不尽快挣这些钱，也是脑子进水。
——成都是资源聚合的情况比较多的地方，国家四个部委分别部署了四个部委的资源，我们这个产业（数字娱乐）就是对上张着大口袋，装着相关的政策体系配套。
采访成都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 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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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请您先介绍成都高新区的基本发展情况以及它的规模和产业结构的特点？
刘勇：成都高新区是国家首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是西部的首家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目前在全国55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当中我们综合实力排名第五，在西部地区排名第一位。成都高新区的整个产业定位是以三大产业作为支柱：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机械制造。按照错位式的定位和错位式的发展，主要考虑区域资源和区域优势，我们对我们三大产业做了基于我们自身特点的设定：我们的电子信息是以微电子技术和软件为主导的，生物医药产业是以中药现代化为重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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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大产业已经形成我们独有的特色，而且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比如在发展微电子制造产业上，我们已经建设和逐步完善了产业链，从IC的设计、到晶源的制造、到封装测试、到整机，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有超过50家的设计公司。开工并投产了四个大的封装测试中心，包括英特尔中心、国际LUNIX组装这样的封装测试厂，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整机厂，比如TCL，长虹在成都的发展，我们集中了全球在中国十大中心设备制造厂，包括摩托罗拉、爱立信、阿尔卡特、西门子、诺基亚、NEC和中国普田、大堂、华为、中兴，为整个IC产业的前端发展和后端的应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主持人：相对于北部的北京和东部的上海，有人说成都是西部之心。人们往往会想到北京的高校集群，想到上海的金融中心，如果说到成都，您希望人们想到成都的什么？
刘勇：全国的IC产业，集成电路发展，我们认为是飞鸟形状，以长三角为鸟头，以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为两翼，成都正好成为鸟尾。现在的状况是什么？鸟头目前很壮，但是两翼尚在丰满，但是鸟尾以很快的速度崛起。成都现在逐步成为全球著名软件企业的主流聚集区。成都正在逐步成为全球软件产品及服务的主要提供地，也就是说成都正在逐步成为国际软件工厂。这几年软件产业发展都非常迅速，国际独立提供商、协同软件开发商，重大的IC或者IT的咨询业务，重要的IC设计纷纷云集成都。
成都的软件产业形成了七大集群，目前在整体推进。七大集群包括了软件外包、IC设计、信息安全、数字娱乐与数字动漫、通信、应用软件与嵌入式软件、软件的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培训，我们把人才培训从教育体系拿到产业体系。软件人才的试训在教育体系很难享受到产业政策，我们把试训从教育搬到了产业，是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可以享受我们的产业化政策。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的城市或者国家的软件产业基地是很难看到。我们在第五届软洽会，七大产业集群整体亮相，其他的产业很难有这么完整的产业集群体系。大家说我们发展软件，有软件集群。但是成都已经从软件集群当进一步裂化到其中的七大集群。这是成都很重要的特点。
主持人：和其他地区的同类高新科技园区比，成都高新园的“后发优势”在哪里？
刘勇：成都发展软件产业的区域优势和特点。我们认为核心问题是三个，这三个是人才、人文、人居。我们为什么说成都发展软件产业有非常强的后劲。从人文来讲，成都的问题，2300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创新的文化，激励人们开拓进取的文化和超常规思维。古时候我们的诗人对成都有个描述“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成都人的眼睛要看出去，成都人的脚要走出去。他特别重视对下一个时期，下一步的规划、展望，老告诉你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今后要做什么。这种文化底蕴引导人们是向上的，向前的。 这和西安的文化有区别。当然成都文化和重庆文化也有区别，重庆文化是比较粗犷的文化，所以在那个地方诞生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成都文化跟重庆文化比，成都文化是比较细腻的文化，成都文化是动脑筋的文化，而重庆文化是力量级的文化。成都容易在创意、在软件开发上比较优势，而重庆是装备，重工业，军工，是巴山蜀水，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区别，概括起来，成都文化是向前的，向上的，是开拓的，进取的文化，而且是很细腻的文化。
所谓人才，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整个四川省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四川省曾经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虽然重庆直辖以后，但是从人才的体系结构上讲，不可能像我们的区域行政说划开就划开了，旧产业发展从人才来讲是没有划开的，四川仍然是中国人才第一大省。第二个特点，由于成都是国务院确定的西部三中心、两枢纽所在。作为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交通枢纽和通讯枢纽，成都是整个西部绝对的人才高地。我们往往看成都的人才是以整个西部3.2亿人口来统计。成都如果有产业发展，树一面旗帜，对周边所有城市的人才都构成威胁，而周边没有一个城市对成都的人才构成威胁，这在中国是一个奇迹。不像上海周边都是发达区域，比如上海周边的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已经构成人才相互之间的威胁，哪个区域政策好一点，人才就往哪去。在上海市区上班和在苏州上班有多大的区别。无非就是两小时、一小时半的车程。在北京上班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也不少。成都在人才体系上没有问题。再加上成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教育资源五丰富。成都市区内30多所高校，60余万的在校生。今年整个区域里毕业生马上要面临毕业，毕业生有24万人，现在的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搞得很好。
人居，成都是联合国最佳人居奖获得者，是幸福指数目前最高的城市。在成都区域里叫两宜，一个是宜居，宜资，适合居住，适合投资。加上成都2300多年来的成功之都，我们讲成都成都成功之都，反过来成都的这两个字倒过来念叫都成，中国人讲都成，你做什么成什么，这种文化和居住氛围。还有目前的成都城市特色。从城市建设来讲比东部还要东部，从科技发达和整个文明来讲可以进入东部的前列。
但是从我们的区域成本，生活消费来看，是一个典型的西部城市。有的人曾经担心过，成都这么多跨国公司来了，你的成本会不会增高？我们给大家讲，我们的经济发展一定要实现，但是我们的生活成本最多最多和沿岸发达地区保持等距离，因为成都的地理环境和我们周边的发展，决定了成都的成本不可能一夜之间能够有很大的提高。坦率地讲我们希望能够提高，提高了以后，对区域发展会有帮助。但是客观现实不是这样。从成都最中心的区域坐着车出发，不管选择哪个方向，20分钟就能看到相对不发达的地区。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在整个城市周边形成圈层布局，一圈层、二圈层，三圈层，越往外走，发达的程度越低。在这种状况下，成都的成本会提高吗？成都的猪肉到卖20块钱一斤，我们的周边可能才7块钱一斤，20分钟就可以买到7块钱一斤的猪肉，会买成都的20块钱一斤的猪肉吗？反过来成都要把周边这些都带成成都一样发达的城市，这绝不是成都通过20年努力的时间能达到。所以它是有区域的环境因素和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不像上海周边，杭州、无锡、苏州、南京，都是相对来说同等发达的城市，也可能上海的猪肉20块钱一斤，杭州18块钱一斤。有人会不在上海买20块钱一斤，开着车到杭州买18块钱一斤的猪肉，不会的。这个区域很小。所以成都是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基于成本的稳定期。
主持人：拿成都和上海比，成都比上海的商务成本低是很明显的，这个是否构成一个核心竞争力……
刘勇：商务成本肯定是核心竞争力，因为我们在商务成本考虑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有这个区域的人文、历史还有我们的物产，和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配合所带来的商务成本。本来这个区域物产丰富，消费水平相对地比较低，这是从客观上带来的。第二个方面，从政府对发展产业、聚集产业发展的作用来讲。通过政府的努力，包括整合资源，通过政府的激励的政策因素还有相关的产业发展条件，在客观上，进一步带来了企业的商务成本低，比如人在培养成本，我们在产业发展当中，政府认识到了人才是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所以政府现在在人才的培养上，采取了很多有效的办法。比如说正在考虑凡是进入成都高新区的产业，你的初始员工的入职培训，我们政府实施全免费。软件企业到了成都来以后，你的共享技术工具，比如说操作系统、开发平台、测试平台、演示和验证平台，全部由政府来投资建设，对所有的企业实施全开放、全免费的服务。我们企业的人力成本降低，企业技术研发成本降低了，在客观上讲，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商务成本。我们在考虑是不是能够通过政府的努力，尽量地减少企业的商务成本，同时让我们企业有足够的实力把人员的工资能够维持在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水平，而不是说我们给企业宣传，这个地方的人力成本很低或者工资待遇很低，如果我们宣传企业工资水平很低的话，可能就留不住人才了。有的人说我在这里挣1500块钱，到上海是15000，肯定愿意去上海去。 我们不可能要求企业把工资水平升到什么程度。而且企业的人员工资是跟劳动生产率联系在一起。如果你的劳动生产率低下但是收入水平很高，会带来经济危机，购买力的上升和生产不足的矛盾会引起很大的矛盾。
在你们提到的商务成本问题，至少目前是核心竞争力。因为现在成本低下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认为从形式逻辑观点来讲，是一个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的关系。还有一些区域，商务成本会比我们低得多，比如说拉萨，你愿意去吗？可能土地甚至不要钱，但是还有其他的因素，产业环境的问题，比如教育的问题，人力支撑的问题等等。
刚才你提到高新区发展的特点的问题，成都高新区从88年开始筹建到现在，近20年的历史来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初创时期，第二阶段是发展时期，第三阶段是完善时期。三个阶段的特点只举一个例子，就是它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者它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我认为在初创阶段，主要经济驱动模式是靠政策性驱动，政策性驱动，比如说一片农田，一片蛙声的情况下，靠什么聚集产业，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主要靠政策，你来吧，土地给你优惠，税收给你优惠，财政给你支持，无非就是这些。是一种政策驱动型的模式。到了发展阶段，产业体系在构建，人才体系在形成，包括政府的服务体系，相关的支撑体系，物理、技术环保，国际认证这样的体系，这个时候你仅仅靠政策来支撑不够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经济驱动模式是资源型驱动。这个资源包括政府的资源、环境资源、产业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政府的服务资源等等。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资源体系，就靠资源体系的驱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总结成两句话，第一，这个区域特别有利于产业资源的富积。第二，这个区域特别有利于产业资本的增值，靠这两条来吸引大量的产业，也靠这两条来推进产业的快速聚集和发展壮大。第三阶段是完善阶段，这是我的观点，那个时候的基础驱动模式是品牌，当然品牌是最大的资源，和我们现在的资源体系的构建，最后要把它包装成发展成一个品牌，这个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高新区现在就正处在由发展时期向完善时期过渡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是一边在快速地聚集形成我们的资源体系，另外一方面在推动品牌的体系。
主持人：作为单个企业和开发区的成长可能有不一样的故事，我们注意到一些小企业，当地的，还有新进入园区的，他们好象更关注政府政策层面，就像您说的高新园区的第一发展阶段一样……
刘勇：实际上跟高新区的发展历程也是完全相吻合的。高新区在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的经济驱动模式是正常，但是你看到现在的小的企业第一关仍然是政策，说明我们的企业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你们到我们一些大的企业，比如说一些大的集团，他对政策的依赖性已经不大了，他给政府提的问题拿成都话都是属于有极端的思想准备，要不会把你吓晕的。小的企业会告诉你，是不是有优惠的程度，是不是现在有科研项目立项，我要20万能不能支持我。你到大的企业，他跟你说的，给我弄2个亿。说的都是这些问题，我现在这些产品月产20万，是不是把市场扩大些，要不就是我在美国已经看好了8家公司，给我一点支持，我全给收回来。这些都是以资源体系为主。我们小企业很关注政策，我认为这个是企业发展很重要的特征。我们现在抓两头，一个抓科技创新，抓科技孵化，重点发展小的相当于“少先队”的企业，同时要抓产业聚集和产业规模的壮大。有两个方面，一个要加强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巨大的产业基地的构建，同时推动中小企业的整合，往大的集团方面发展，这实际上打造共青团了。我们要扶持一批大规模的企业，形成四大能力，叫可持续创新能力、产品的市场占有能力、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能力，面对国际国内业务的吞吐能力，这四个能力应该是四项全能的大企业大集团所需要的企业。相当于我们的“先锋队”。我们是全过程发展。这批“少先队”可能是希望每天关心的是牛奶面包的问题，到了“青年团”，每天关心的不是你给我免费，而是是不是能够培养一批人才，是不是能够提供一批市场，主要是要资源要素，而不是政策要素。再大一点的企业资源要素也不要了，政策要素也不要了，到了自己创造东西，他创造一个东西，让你给他去服务，他要收购，事先把事情弄好了，找你，你给我一个提供，我要上规模，上台阶。再大一点，就自己创造政策，把自己当成资源，编到整个体系里。
主持人：一方面我们都了解成都人才储备很厉害，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说成都高新园区想继续发展，有一个很关键的制约因素也是人才。我知道您在这方面有个理论.
刘勇：叫1：5：50。
主持人：对，就是您认为成都更需要的急需的是高级蓝领，能不能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刘勇：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我认为目前在人才体系当中，第一个问题关于人力资源保障体系和产业发展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出现的人才问题或者人才瓶颈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一个政策问题，是任何区域在产业发展当中都面临，而且将继续面临的问题。你产业的发展提出人才需求，人才的培养去满足产业的发展，永远是一个不断地在动态地平衡过程中。这首先是正常问题，而且是发展中的问题，要正确地来判断。总的判断是好事，如果产业不发展，就没有人才需求，现在有很强的人才需求，说明产业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地位。
第二个问题，当前我们人才瓶颈的核心问题在于，基于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的软件产业的发展人力资源培养上，是培养体系的缺失，由环节的缺失导致目前人才发展上的问题。我认为缺失是在职业技能教育，现有的不是成都高新区或者成都的特点，全国都是如此。全国的软件人才当中四分之三来自高校，说明整个中国软件人才培养体系是单一结构的体系，所以导致了人才结构的不合理。我们的人才结构是橄榄状结构，就是缺高端，缺低端，相当于现在的在医疗机构来讲，没有卫校，没有培养护士的学校。所有的护士都是由医学院培养的医生来承担的，相当于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导致的问题，一个就是人力资源供应不足，比如说高校每年能培养多少，我们产业每年发展需要多少人，不用精确地计算就能够知道高校每年培养的人才，我们今年高校报考大概会一千万，但是一年的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五千万，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们叫供不应求。
第二个问题是 ，高校培养的机制和体制和产业用人标准之间有很大的差距。高校的培养实际上是基于人的教学，以基础性、广普性为目标，高校培养人都是要培养“一颗红心多手准备”，随时接受祖国的挑选，工业要用，农业要用，这是高校的培养体制。企业的用人标准是基于岗位的，要的是实战性的，要的是专业性的，你想基于人的教育和基于岗位的需求，这中间有缺口，基于基础性、广普性的教育和基于专业性、实战性的需求是有距离。所以现在导致校企脱节，产销失步，供需错位。这是目前由于我们的教育体系不健全带来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教学方法，高校培养人的教学方法是从基础理论到专业理论再到实际动手。往往把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摆在非常重要的，绝大多数的时间，要完成教育部的教学大纲至少在三年甚至三年多的时间，最多留个半年学生来做毕业实习，然后做毕业设计，实际上高校的培养模式是从高端到低端的培养模式。学过了高端，让他再去做低端，客观上有问题了。好比我们学厨师，对不起，先去讲人体结构学，先去学生物理论，把生物理论研究完了以后，再去研究营养学理论。你把人、生物的，包括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因工程都搞得很熟了，完了再去学营养学，怎么样的菜对哪个基因有好处，能够产生什么样的遗传，把专业理论学完了，再说现在开始上灶了，再去炒菜。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他会安心去炒菜吗？可以说背着手站在灶台边上讲理论，但是叫他炒一个回锅肉很难。软件需要的从低端到高端的，是先要动手，完了以后在动手过程中去体会专业理论，在专业理论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概括上升为基础理论，是这样的过程。像现在学驾驶，上午去报名，下午去上车，等把车开会了，再去想，这个为什么点不上火，是油路不通或者电路不通，再上升到气缸原理，发动机原理，从发动机原理想再去继续研究，再到金属结构学，你能够到高端就到高端，有大部分不能到高端，就在低端，不影响你的驾驶。
现在是人力资源大的问题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具体的应对措施，有两个：第一尽快完善我们的人才培养结构体系，补齐人才培养上的缺失，现在的重点是大力发展基于软件的职业技能教育和技能化培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来弥补我们在大量的低端的，做协议转换，做代码，做GPO业务服务，大量把这部分人持换出来。现在的中端以上的人才在低端干，相当于医院里的护士都是医生在干，一个是不安心，人才流动很快，第二他说长了五只手，只用了一只手，对不起，还要五只手的钱，成本升高了。第三流程控制，质量管理，工程实施难以得到很强的，很有纪律的维持，如果说一个医生去当护士，当他给病人拿药的时候会怎么想，他拿着一个医生给病人开的药，他会说这个感冒为什么会给开这个药呢，因为他是医生，肯定会给病人说，算了，你就吃两片，他叫你吃四片，别管他，你就吃两片算了。整个软件开发过程会受到影响，有的时候工程要求得不到实施的。
主持人：导致管理成本的上升。
刘勇：恩，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的。在整个产业上有三个阶段两大转化，这不是很多人都非常清晰的。以软件为例，我们有三个过程，一个是艺术化过程，第二是技术化过程，第三是工程化过程。在高端的是艺术，到中端变成技术问题，在低端是工程问题。举个例子，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的那组浮雕，最开始创意设计是艺术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突出什么样的主题，有什么内涵，这都是艺术家考虑的问题。最后艺术家考虑的问题是被一批技术家从图纸上画出来，这就是实现了艺术文化技术化，从图纸描绘出来，相当于把艺术家的思想具体画到纸上，画成一幅图，就能体现艺术家的思维。最后在花岗石上实现出来是工程问题，是一帮工匠拿着锤子把它是现在石头上。这批人是什么艺术家、技术家，不是，就是一批工匠。有一个技术问题工程化的问题。在软件开发照样有这个，从架构到项目主管，到编码。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要解决。
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有两个动力源。就是我们的动力机制在哪里，发展职业教育动力机制在哪里？第一面向社会，面向家庭，面向学生，他的动力机制是毕业及就业，要告诉家长，你要花点钱来做这个实训化的培养，我给你的动力机制就是毕业即就业，花了钱就能找到工作，毕业了就就业，这是对家庭，对学生的动力。第二是你面向企业，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了人从哪里来的问题。但是回答了人从哪里来，马上必须回答人往哪里去，不可能我们弄起来培训，大家一直在这儿学，最后解决要毕业以后回到哪里去，所以要回答人往哪里去？肯定往产业里去，面向产业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就是上岗即上手。告诉企业，你到我这里拿人，今天上岗，今天就上手，不是说拿到企业里半年以后，再对他进行培训、教育。这两个动力机制必须要掌握。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人才培养机制和人才就业中介服务机制的结合。怎么样把人才成功地从一个端口到另外一个端口，从另外一个端口到最终的端口。我们的教育，我常常把它用作基础的电路员，要同一时间流出节点的电流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我300人进来，通过培养转化以后，300人出去，这是很重要的。按照这么一个体系下的教学模式，要达到毕业即就业，上岗即上手，必须基于三种教育模式或者主要是三种模式，一个是产学研的教学模式，就是提倡企业到高校去建立联合实验室，把我们现在的研发基础和高校的教育体系联合，叫零距离结合。加强高校教育和现实的缩小距离。第二按照市场导向的原则来培养。这里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培养机构要随时能够应付市场的变化，你的教学大纲，你的师资体系，课程体系，教育方案，教育方法，甚至你的收费标准，都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叫随需应变。要随需应变，无缝计算，无缝计算就是给市场实行无缝连接，随时能够反映，根据这个缝，随时来符合市场的变化，可能会是一个小批量、多品种的教育方式。SIP来了，需要20个人，马上给你培养一批。IBM来了，需要在计算机基础里需要日语达到三级，我来，三个月弄一批人出来，需要这样的随时应付市场的变化和需求。第三个问题叫实践应用优先型模式，就是刚才说的汽车驾驶员的培养方法，先从动手开始。这样来解决我们当前的资源瓶颈。
主持人：您介绍一下我刚才问到的那个理论吧。
刘勇：所谓的理论模式叫1：5：50，意思是一个系统分析师和架构设计师带五个项目主管，然后一个项目主管带10个低端的开发团队，这样形成1：5：50的概念。这样来构建我们的人才体系。现在面临的人才的问题是三大问题，第一是现在要有正确的态度，来看待目前产业上的人才瓶颈问题。第二着力解决人才培养体系上的缺失，实现我们的产销衔接，供需失衡，校企联动。第三个问题，要改变我们的人才结构体系，要橄榄状结构，从高端、中端、低端金字塔结构来改变，这是企业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能力。
主持人：游戏方面的软件企业不是很多，很多企业有这种感觉，一方面他们都知道外包赚钱，不赚钱企业没法生存，同时他们都很看重原创。在现阶段来说，外包和原创有什么关系？在整个产业的发展导向上我们是怎么看这两个问题的？
刘勇：这主要涉及到区域的软件发展战略和实现路径的问题。现在的软件产业发展的战略是这样确定，我们要走自主研发和服务外包并举的发展模式，叫做自主创新和服务外包并举。但是我们在现阶段是提倡以服务外包为突破口带动自主研发的全面发展。我们整个战略是两句话，以自主创新和服务外包并举。但是在实践上，我们是以服务外包为突破口，带动自主创新的全面发展。为什么讲这两句话呢，主要是我们面临的形势和我们的现状所决定的。因为我们分析了全球软件产业发展的模式，不外乎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自主创新，自主研发，一种模式是外包。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国家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有足够的研发实力，第二，又有足够的本土市场，所以它必然走向制度研发。因为有实力，有市场。
第二是服务外包型国家，是两情况，一种情况是有足够的研发实力。第二种情况是没有足够的区域市场，或者说区域市场没有形成或者没有起来，比如印度，是典型的有很强的研发能力，但是国内没有足够的市场。印度这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在某些领域是非常高的，但是在整个社会大的领域是非常差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启动庞大的软体市场。印度有比较尖端的，但是大众的IT消费水平是比较低的。在这种情况下，研发能力要释放，必然走向外包。还有一种情况爱尔兰国家，国家也很发达，研发实力也很强，但是爱尔兰国家太小，尽管对IT，对软件有非常高的需求，但是把全国所有的需求加在一块还不够一个大企业发展，所以它也必然走向外包。
中国现在既面临中国巨大的软件消费需求，我们领域信息化、行业信息化、区域信息化为标志的国民信息化发展水平逐步在提高，信息化工程逐步在实施，面临很强的软件消费市场。所以我们不走自主创新，让别人来占领我们的市场，这是我们脑子进水了。反过来，现在国际产业的梯度转移，有大量的国际化的公司，有大量的国际化的项目在我们国家转型。因为国际产业的转移总是从高的成本去向低的成本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企业面对大量涌入的美元、欧元，如果我们不尽快挣这些钱，也是脑子进水。我们要走自主创新和服务外包并举的路，既要占领我们自己的市场，又要赚取美元和欧元。我认为这两条路是并举的，是复合型的道路。
从目前来看，面对大量涌入的国际项目和国际企业定单，我们要先把这部分弄起来，就像沿海开采石油一样，你不开采，别人就开采了，我们自己内部的石油晚两年来采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守得住，我不采它，也不一定流得过去，先把周边打掉。因为现在定单来了，别人问你要不要，你不要，就去印度，去越南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迅速拿过来。第二，我们国内的市场虽然很大，但是我们正在形成非常完善的市场还是有一过程。第三，我们要在自主研发创新上有很大的突破，我们还有很多的企业需要在自身的能力培养，也就是说研发的国际化水平，为什么现在的3G标准在公布了W的同时要公布TD，就是我们的TD——SCDMA，这是我们自己大唐的标准，这个标准坦率地讲80%还是国际，加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变成了大唐标准。就是我们自身要开发，能力上不断需要跟国际接轨。我们拿美国人的项目来培养我们的队伍，通过赚取美国人的美金来壮大我们的实力，这是当务之急。要说自己开发产品来完善我们自己的市场，我认为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这个发展的过程是用外国人的项目和外国人的钱来培养我们自己，这是非常合算的，要以服务外包为突破口来带动我们自主创新的全面发展，既要占领阵地，又要把外国人的钱先挣回来，就是这个概念。
我们要处理的关系就是战略的实施，采取这种模式。当然我们丝毫不放弃我们的制度研发能力，现在正在实施创业者乐园的计划，政府会拿出钱来建上一栋大楼，提供一些基础的开发环境，开发平台和技术装备，通过宣传公式，让凡是有兴趣做开发的人都到这个地方来，提供基于工作、科研、生活一体化的环境，你愿意在这里干五天，你说不吃饭，周边有卖拉面的，很方便地送到你开发的地方，你就在那里弄都可以。我们引进一些国际化的平台，比如说微软的平台，比如说PDI的研发平台，还有QI基于流程控制管理的开发平台，这些平台国外是慈善性的事业，我拿一个平台过来，弄一帮人来，围绕这个平台来做开发，今后主要想灌输他的开发理念，今后向这些人去卖开发工具。先拿一个平台来，围绕这个平台可以形成，我们很重视这种科研队伍的创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区域，整个经济的发展，不能够依靠发动一批吃面的人去理发，再发动一批理发的人去吃面，把我们的经济支撑起来。我们需要一大堆纳税额在40亿大的企业。有的人说吃面的人去理发，理发的人去吃面，不够再加洗脸洗脚，再加一批也不管用，但是不可少，但是不管用。你们谈到的在制度创新和外包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战略确立了一个稳妥的策略，我们也引导企业。
主持人：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创业乐园计划，能否介绍一下……
刘勇：我们会在今年的六月份到七月份进行，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到华晨B股楼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在这里，很大一部分经费都是我们政府提供的，场地很大一部分技术支持、资金都是政府来资助的，所以把很多国际国内的公司集中到这里搞开发。我们现在想要规模化，扩张化，就是要有一个很大的体系来做。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争夺外包定单，我知道这里和印度的班加罗尔是在2006年签订了一个友好合作协议，当然我想这里肯定有合作，也有竞争，您能不能介绍主要有哪些合作？
刘勇：从目前来讲还没有根本性的进展，因为现在从研发，从总体规模来讲，还不好跟印度去比，它的总量比我们要大，严格说，它的外包总量比整个国家的总量要大得多。我们跟他签订协议的目的一个是说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希望国际社会不要一想到有跨国业务，有外包的时候，只有一个班加罗尔，还有成都可以跟班加罗尔可以实施合作。我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希望美国、欧洲的外包业务、定单，水龙头向我们这个地方偏着。第二，我们也希望一些印度的外包公司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区域，来实施一些基于项目的合作，通过他们带给我们开发理念和开发的国际化的规范和标准。这样能够拉动我们的区域发展，还有一个意图，任何一个跨国公司到这个区域，不可能无限地扩大。现在有30多家世界五百强在我们这儿，我们不可能设想30多家500强企业发展得非常快，而且不可能发展成为总部或者第二总部，如果成发达到这样的程度，成都肯定不叫成都了。这些500强企业在美国也不会是集中在一个城市，有的时候某个企业在某个城市，不可能集中到一个城市。所以我的观点是跨国公司来了以后，不可能无限地扩大。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作用是给我们培养一个产业集群，可能到这里来的是外包公司，今年是外包公司，明年可能变成发包公司，把他的大量业务发给周边来做。他完成了他的任务，同时帮我们培养了产业体系，我们想引他进来，这也是一个原因。他要到我们这里来，是我们的一个公司，也会按照本土资源配置国际惯例，但是一个企业不可能跟我们众多的企业之间产生很强的竞争，我们跟他们还没有根本性的竞争，他来可以对我们的区域产业会有帮助，今后是标准管理公司，是达标公司。
主持人：如果班加罗尔的发展轨迹可以称为一个模式的话，成都它的发展和它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对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有什么可借鉴有什么之处？
刘勇：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有它的成长必然性，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规律可能给印度会在原始的这段会有很大的差距，不是说我的水平低，它的水平高的差距，就是大家走的方向不太一样。可能印度是以外包起家，我们可能是占了很大分量是自主的增强。印度软件产业发展是完成了几个循环。这几个循环对我们来说目前是不现实的或者说只有部分可以这样去做。印度的第一个循环是完成了人力输出到人才回流，这是一个循环。因为当时很多人一谈印度软件，就说是英语国家，从语言能力各方面，实际上这不是核心问题。他一开始是争夺人才输出，比较看重这块，把大量的人输出到美国。这些人到美国，印度人的思维比较活跃，再一个比较遵守规矩，他的宗教理念比较遵守规矩。再一个成本非常低下，美国人在使用的时候感觉好用、便宜，逐渐使用了他们。后来很多人到了中层。后来美国人越来越感觉到印度人好用，就萌生了一种想法。为什么印度人好用，为什么我不到本地去用他的人，而非用到我这里来，因为到我这里来，我的成本不可能像印度的成本，可能把印度人的豆腐都弄成硅谷肉的价钱，后来很多美国公司说干脆要大量使用他的人，干脆就到印度本地，就地发展，就把他的人在就地使用，本来在我这里是肉的价钱，在印度本地是豆腐的价钱。很多跨国公司就到印度。很多的印度人随着这批跨国公司又回到了印度，可能当时输出的是人力，这批人回来了变成了人才。这完成了第一个循环。
第二个循环是由跨国公司进入印度做软件开发变成了后来主要由印度公司来承接跨国公司的软件外包，变成了这么一种模式。跨国公司到了印度以后，发现印度人确实好用，但是后来发现他好用，我还要付很多的管理费用，印度人在我这里，生老病死，管得很麻烦。周边有这么多印度公司，为什么不把活包给他，懒得管他的人，只是管质量，我发包给你，同时弄很多印度公司竞争，哪价值量最好，速度最快，成本最低，就用哪家的。这些跨国公司越来越变成发包公司，变成发包商，质量控制商，不做自己开发。这个做法变成了由跨国公司开发变成了由印度公司开发。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从美国带回来的印度人都纷纷出去了，就自己建公司，原来我是你公司的员工，现在我不当你公司员工，办一个公司，专门承接你的业务，这样一些印度公司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第三个循环是由离散的软件外包业务成为一个固定的合作伙伴。这个是很厉害的。印度公司对实际五百强的软件业务实行了瓜分，通过长期的合作，把他的软件开发到五百强公司，大公司每个环节，工艺流程，质量评估，人力管理，市场营销，已经把软件开发到每个环节上，一开始是软件公司怕大公司被炒鱿鱼，到后来是反过来，大公司怕软件公司炒鱿鱼，如果软件公司一炒鱿鱼，整个系统瘫痪了。通过十几年建立的运营技术，一旦软件公司给他扔掉以后，很难找一个软件公司在短期能够替补下去。举一个例子，现在的卫星在天上执行通信卫星很好，而这个卫星一旦出问题了，马上打一个替代卫星上去，五分钟以后就可以。那个卫星先从设计，制造，再选时间发射，进入到轨道，还有很长时间的调试，才能正常运行。由离散的客户变成了固定的客户，一旦进入以后，很难甩掉它。现在很多美国人很气愤，但是又苦于没有办法，甩不掉他，你甩掉他，重新找一个软件公司，对他进行分析、磨合、开发，就开发好了，还要把员工培训一道，大家使用这套软件还要花很长的时间。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我们可以这样做吗，现在派一大堆人出去，希望把东西带进来，带进来的同时，希望跨国公司在这里做发包，我们再把软件开发到别人的手里，这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不可能重复印度的发展，我们可能很难在这个问题上，去共享他的这部分经验。但是从后端来说，我们在软件外包方面，有比印度更具有优势的地方，一个就是国内市场很大，要把国内的业务外包开展起来，开展产业互相之间的合作，每个企业都做自己最擅长的。第二我们开发日韩市场，更有实力。第三，随着国际产业的转移，有很多的跨国公司在我们这里设立新的公司，我们可以从新的公司外包上去做，建立新的模式。原来那部分不再动了，原来装了windows，别人用得很好了，一下子要做金山很好，金山很难装得进去。但是新的来了，告诉你在这里用金山很好，我们解决金山和windows解决互联问题或者逐渐替换。现在美国人不喜欢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喜欢在印度放一点，在这里放一点，我们就把这个篮子做好。我们认为软件外包会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做。当然还有一些模式，从IT的外包和基于IT的外包方面这种模式非常多，基于IT的外包有基于流程的外包，还有后援支持这样的一些，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比较强的方式。比如最近在后援支持，在灾难备份，我们有特点。平安保险在这里设计，规模达到六千，要建设30万平米的后援中心，这都是我们优势，也可能在BPO优势上，可能瓜分印度的蛋糕，在IT的外包做一些外包的嵌入，会逐步逐步替换。
我们要在另外一个角度，不仅要外包别人的东西，就是在做来料加工，造纸生产的同时，要加入我们的一些理念，现在汽车制造商把各个零部件都包给各个厂商做了，各个厂商在完成图纸施工的时候，要去思考这个图纸合理还是不合理，后来自动变速线就是一个配套公司研究的，他研究出来以后，就告诉整车厂，我这个比你哪个好，我的技术比你健全，可以把离合器都取掉了，总厂一看，不错，比我的确实好，把它的装上去，对不起，你装我这个东西给钱，在你的汽车里有一套我的专利。我们今后在这个方面，在外包的同时输出技术，在外包的时候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做，印度人到处施工，来料加工，你说是一就一，你说二就二，中国人比较聪明一点，你说一，我说1.5：1，会有一些技术反过来嵌入进去。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国内的企业，我们和国内的比如北京的上海的企业肯定也是有合作有竞争，不同的区域之间也有合作，有一种说法成都和北京、上海可以形成所谓的前店后厂模式，您能介绍下吗？
刘勇：实际上也是我的观点，我是主张软件产业和发达地区形成全面合作的格局，我更看重是国际合作方面，我把它详细解释为以美金结算的市场和以人民币结算的成本，这个之间的落差等于利润。以美金结算的市场和给成都，这个以人民币结算的成本还有区域位置，以成都人民币结算成本质监所产生的。我是从成都股市刚刚兴起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启示，成都炒股最盛行的红庙子，红庙子大概不足以一公里的街上，产生了若干个富翁。是成都的一条街，就是街头街尾之间价格落差产生了很多富翁，当时我是以调查通信手段，我所建设的供领导同志使用的通信手段据说进入了股票市场，我就查这个通信手段，无意之间发现了资本增值的秘密，用对讲机，三个人一组，通信手段为对讲机，街头一个人，街尾一个人，中间一个人打穿插。很多票在街上，街尾的人拿着对讲机对着街头某某股某某股票在那里卖多少，说3块，街尾现在是2.5块，那个地方说赶快来，来了以后第三个人把2.5块买来拿到街头3块卖掉，街头相对便宜的票拿到街尾来卖。一条街不足一公里产生落差，就培养了不少的富翁。
我说在我们国际产业链上，以美金结算的市场和以我们的人民币结算成本之间的落差多大。有一个例子，在日本大概有两年左右开发经历的软件人员月薪是40到5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两万到三万。新加坡同样的软件开发人员是五千新币，计算出来还是在两万五到三万之间。成都软件人才的成本是同样两年多经历的软件人才在成都大概在两千多，还算比较高位的。这个概念就是在日本和新加坡的月薪等于我们的年薪。为什么在新加坡能够开这么高的工资，是因为市场的价格。在日本、美国、新加坡开店，到成都来设厂，把美国、新加坡，以美金结算的市场和以我们这儿以人民币结算成本这样形成落差，主要在跨国来讲，就是杂交优势比较明显。我们和国内的厂商，从最大的概念来讲，我们不是竞争的关系，应该是竞合的关系，怎么样把国内的软件产业整体资源能够集中起来，和国际跨国公司去抗衡，去和国际区域抗衡，和印度抗衡，与爱尔兰抗衡。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城市之间，也应该有竞争，但是主要是国内软件产业资源配置的问题。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我曾经讲过，中国软件能不能形成统一的品牌叫天字号品牌，我跟信产部有关领导做过建议，在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当中有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不约而同地都以天字号命名，比如说成都的天府软件，杭州的天堂软件，广州的天和软件，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天”字打头，三个软件主流发展区都是天字号，中国软件有没有可能形成天字号品牌，海陆空立体发展，这是我的建议。我们天府叫陆，天堂叫空，天和正好叫海，叫中国软件天字号，海陆空立体发展，自然形成的。
当然从区域来讲，可能有一些资源，包括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和市场资源，怎么样从国家层面来讲有一个合理的配置，但是我们现在在全国比较有竞争力，比较有实力，除了刚才讲的三人，人才、人文、人居以外，还有一条就是我们有非常完善的产业体系。就是七大体系整体形成的发展，这在国内其他城市是唯一的，这个源于成都作为电子信息的战略性、功能性部署区域分不开。成都从一五时期就是国家基于电子信息的主流部署区，从一季度到十二季度都部署了研究所，成都电子信息的发展为中国的工业电子、民用电子、国防电子和国家信息化基础设计的建设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成都是作为国家基于IT类国家型基地有11个，是目前中国所有城市部署当中最多的，没有一个城市可以有成都国家部署这么多基于IT的产业基地，比如软件基地，软件出口基地，软件服务外包基地，软件放心基地，IC基地，信息安全基地，数字娱乐与数字动漫基地，部署了11个基地在这里，就是数字娱乐和数字动漫是国家四个部委分别部署的，这是在国家任何一个城市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科技部、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和信产部分别部署，这个在国内其他城市没有。
主持人：立足于成都来讲，成都是有电子产业的优势，尤其这几年，高新区的高新技术方面，对成都的经济发展贡献我想是很大的，能否用数字说明下？
刘勇：有一组数据，我们成都2006年的GDP大约是2700多亿。成都高新区去年我们的GDP是487亿，大概占到成都整个GDP总量的五分之一。成都高新区的工业总产值大概占全市的工业总产值，也是五分之一。成都的经济发展增幅大概在13%左右。我们的增幅是25%以上，现在目前好多指标在30%以上，从发展的速度上看，肯定高于同业。第三，成都是被四川省和成都市作为整个现代经济和科技发展，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现在有四个行业，火车头、发动机的示范区，整个成都高新区的发展是引领成都和整个四川省。高科技企业大概占了70%以上，成都市90%以上集中在这个区域。
主持人：重要性还是很明显的。
刘勇：成都有它比较明显的特点，整个从大的分类，成都在整个轻工业方面，成都整个产业是轻工，我们整个主导产业比较明显，在电子、生物、食品、加工这些方面，另外是商贸流通，本身是作为三中心、两枢纽，这些方面是比较明显。从高新区来讲，现在从高科技发展来讲，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制造，这个是比较敏感的。当然食品工业包括烟、酒、农副产品的加工。
主持人：成都政府制定了哪些针对数字娱乐产业的政策？
刘勇：我认为我们的整个数字媒体，数字娱乐，从整个定位不完全在数字娱乐，现在是数字动漫，数字媒体和数字娱乐，这个是作为综合的发展。也就是说没有把数字媒体完全界定到游戏上，因为我们有些数字媒体包括三维动画，这些东西不仅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广泛地应用于旅游业，做旅游的导示，现在引导我们企业把三维动画拿去做房地产业楼盘的介绍。作为新的表现手段，表现方法，把现在的一些传统的表现形式用三维动画加以表现。它已经进入到政治、经济、生活其他领域，比如说现在把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于工业设计，我们的模具产业，大量应用于模具产业，应用于三维动画，把零部件设计出来，组装起来，我要设计一个轮毂，可以用三维的技术组装到汽车上，可以用波导的速度去跑，可以做运行车辆。最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范例，我们用三维动画和军工来合作，做导弹空中对接。导弹的空中对接就是导弹和反导弹技术，导弹来了以后，我发这个导弹能够在空中击毁，这是在空中远距离点对点对接，现在用传统的技术不是模拟的技术，就是弹导的计算和指标的分析，都是用子弹去打，造成很多的浪费，现在可以在三维动画上整个模拟出来，按照模拟的参数指标去生产，去制造，现在惊人的发现用模拟出来的效果和实际计算的效果完全一样。后来有人分析，9.11 美国大楼完全是在三维模拟环境下已经做了很多次的测试，才能达到平衡。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大楼搞几次实验，看试不试，为什么两栋大楼倒塌，飞机撞上哪个位置，飞机加什么油，加多少油，以多少速度去撞，都是经过计算的，要不然怎么两栋大楼能够倒塌。
第二点，从数字游戏角度来讲，有比较完善的结构体系，包括产业体系。从大的方面，有内容提供商，有系统测试商，有网络运营商，比如金山、盛大，这些它来做，还有一些系统体验商，竞技平台和体验平台。盛大、金山主要作为运营平台，其他的开发商是作为内容提供，就是开发内容。还有系统测试，比如企业有汉科，是提供系统测试，这个体系是很完善的。产业从内容体系来看，也是构建完整的体系，从手机游戏、网络游戏到视频游戏，全领域部署，现在ISPOS视频游戏进入中国目前唯一的取经，其他地方主要以手机游戏、网络游戏，我们还有视频游戏。第三个特点，整个数字娱乐，数字游戏，数字媒体，注重基础的科研创新，注重我们的产业集群的壮大，不知道你们做过调查没有，现在已经形成了两个大的集团，一个是数字娱乐产业集团，一个是数字媒体产业集团，已经由原始创新阶段向集团化方向发展，把相关的技术，相关的资源整合起来。第四个特点，是资源聚合的情况比较多，一个是国家四个部委分别部署了四个部委的资源，我们这个产业就是对上张着大口袋，装着相关的政策体系配套，对向是一个大绳子，从资源体系来看，我们都是非常齐心地来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个特点，目前我们这个行业还在初始阶段，坦率地讲还没有足够大的企业，没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在中央电视台能够作动画动漫电影，在这些方面还有缺陷。怎么样下一步推进这些方面。因此，我们从政府，从政策体系构建来讲，是用三大政策体系来保证产业发展。
所谓三大政策，一个是招商引资，怎么样从招商引资角度锁定目标引进大的企业，大的项目入驻，所以我们有大规模降低企业入驻成本，包括房租政策，补助政策，税收政策，还有人力资源的奖励性政策等等。这些政策都包含在我们招商引资政策里。把大家吸得来。第二个政策体系是科技创新体系，你来了以后，不是用点招商政策给大家骗来了，先把大家钩住，在这个园区框住，然后用锯子锯一锯。作为国家级的高新区非常规范，不会这样。成都是成功之都，不可能把企业骗到这里来以后，让企业在这里不能发展，不能成功，这样成都的成功之都就打折扣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企业来了以后，会有科技创新政策，你来了，要搞科研，要提高研发能力，提高整体水平。来了以后，在人才培养上，会有政策。要搞科研，有科技专项，有创新专项，可以来申请，可以来进行创新的专项。第三，要提升能力，要CM认证，要ISO系列认证，通过国际认证，70%的辅导费用由政府来出，要做CM认证，通过I3认证，每年辅导费50来万，政府出70%，原来是后置性政策，你拿了，政府奖励你，现在是前置了，你要认证，我们来评估，认为你纳入到我培育的对象，你们和企业三方签协议，各自打多少钱进入，我们把政策前置。这是创新阶段，保证你的创新能实现，还有一些发现，我们从创新政策支持你的发现。还有一个政策就是产业扶持政策，科技创新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产业扶持政策就是大规模地给你进行技术改造，国际化市场的营造，还有大规模的集成，另外还有大规模的融资，就是刚才说的找两个亿来玩玩，可以通过我们的融资平台，政府拿出一部分钱和我们的担保机构形成风险资金池，这个风险资金池通过银行金融资本放大，我五千万，放大十倍，政府五千万变成了五个亿了，就用这五个亿支持我们的企业发展。这样的产业政策覆盖整个企业发展终身的。
简单地说，我们是高新区的支持产业发展尤其是支持动漫技术，娱乐产业，有三大政策体系来伴随企业发展终身。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企业在这儿不成功，如果不成功，别人也说怎么是成功之都，我们去了三天就蔫了，我们通过政策来保证他。
主持人：现在数字娱乐产业的重点项目里，有哪些发展比较好？动漫产业发展得如何？
刘勇：总得说来还是在起步阶段，现在很难说，因为现在能够上线的来做或者是动漫在时间上，在工业上的应用还是一个特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动漫技术已经应用到现在的制造业，现在的科技业。在休闲类的，比如说游戏、电影，现在还是在发展过程中，在一种比较低水平上的平衡，都差不多，没有看到特别，我可能对这块不是非常地清楚。这些企业我有一个感觉，一到这些企业，有一种感觉，就是幼儿园小班的感觉，一层楼，三千平方米，两百家企业在这里，有这种感觉。现在我提倡他们快速聚大，如果他发展得还不太好的话，主要还是归结为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本身原创性的东西，刚开始在起步，它的人才聚集，市场的聚集有一个过程，技术的聚集有一个过程，这是正常的情况。
第二，现在本身的规模不具备承接大量的项目，如果不能承接大量的国际化项目，国内的一些项目在积累知识，在低水平方面循环，这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三方面，现在市场上还没有达到非常规范，整个体系的构架还模糊，今天有一个原创出来，像吃苦的三毛，金山有一到两款游戏，还有梦工厂的，还有南谷做一些动漫，有一些产品，但是这些产品有很大的销售，不是开发不出来。清华大学开发了一个机智的小木嘎，小木嘎是彝族的传说，用动漫的形色式加以展现，我对它的最高评价是从颜色、造型真正反映了若干年前梁山的特点，我看到老是感觉那个地方的经济特别地不发达，从屏幕上看出来没有一点让人感觉视觉的冲击，一看就是旧社会的天空，旧社会的面孔，旧社会的表情。老是像彩色掉了一色的感觉。我说你可能就是反映旧社会情况下小木嘎的生活时代。他说我不是，真正是我们的技术没有达到你感觉颜色非常柔和，非常地鲜明，给人感觉有点平铺直述。然后他说就随便找了一个人，声音也像旧社会的情况，好像一两年没有吃饭的感觉。像这样的产品还有一个磨炼的时期。这可能是起步阶段的情况，但是现在是非常急切判断能够有产品上线，现在运营商也比较看好，有的产业还可以。现在衡量它可不可以不是从技术上评判它，关键是点击率有多少，有多少人在玩这个东西，这个还没有形成巨大市场的时候，很难说它发展快与慢或者高于低或者好与差。但是我们会作为很重要的产业。
主持人：我想知道的是，历来程度都是个休闲之都，在这里发展游戏娱乐业跟它的历史文化有没有契合的地方？
刘勇：这个要补充另外一个观点，不能单纯地说成都就是一个休闲的地方，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成都人会休闲，也爱休闲，但是成都人特别清楚休闲的前提是工作，拼命玩的前提是拼命干，成都既是休闲型城市，也是在事业上非常拼命的城市，就是我说的两极，一个是宜居，一个是宜资。我这个感受特别深，很多跨国公司来了以后，说成都，我们来，没有感觉你们好玩吗？反正我没有感觉到休闲。现在企业也感觉不休闲，我们目前工作很难休闲。所以要两个方面来讲，比如说成都是熊猫的故乡，一听很好，熊猫生活在什么地方？山里啊。欧洲老是说成都是熊猫的故乡，老外来了，到处找，奇怪成都怎么没有看到有山啊？其实那是在市区以外，但是从整个大的成都来看，确实是熊猫故乡。
应该把创业之都，成功之都，美食之都，休闲之都这些要讲，否则的话，容易产生一些误导，有的企业就说，周末我到成都比较好，从周一到周五要在其他地方干活。这样就有偏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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